■郑蜀炎

读前辈的回忆文章，言及延安往事，颇让人难忘，曾有此时、曾有此情、曾有此境——

抗战烽火时期的延安，有一次会议讨论作战部署问题，几位领导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同志把他们请到窑洞，开宗明义：咱们君子协定，一是把话讲透，二是可以骂娘，三是不记仇、不影响工作。坦诚之心见君子，大家推心置腹、直言坦陈，既消除了误会，又增进了感情。

是的，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君子之风。因为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纯粹情怀，本身就展现着、包含着先哲所言的君子本质：“蹈仁义而弘大德”。

写于延安的《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文中带着深深的惋惜之情：“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白求恩的“许多信”写了些什么？从史料中发现的十几封信中可以看到，有汇报工作、提出建议，还有直言不讳地提意见、讲问题，对一些不足进行了批评。

读白求恩的传记至此，更理解了毛泽东对他真挚的评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人，尽管是外国人，亦当得起中国古代圣贤书中之赞语：“君子坦荡荡”。

但凡中国人，即便不通文墨，也愿意被人称为君子。古时候，读“四书五经”的人总是被高看一眼的，因为这些书是“正道”“正学”。不同于厚黑学的是，它教人做君子而不是做小人，教人情怀坦荡而不是龌龊无行。这既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霑润，也是善良者共同的向往和选择。

所以，在中国人眼里，君子是一个很独特的评价体系，没什么考评的“硬杠杠”。也即是说，它既与官阶爵位无涉，又与学历文凭不搭，却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磁场，作为一种文化和传统浸润于世道人心。无论是《诗经》里“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诗句，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数不胜数的俗语民谚，无不在雅俗之间述说着君子之道。

老百姓口中常说的“正人君子”这个词，实际已经提出了一个标准——“君子百行”，首先必须“行得正”。

1936年，7位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著名民主人士被捕入狱。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广泛的营救，终于获释出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说文解字》解：“君者，尊也。”博学鸿儒、文化名流固然是耀眼的光环，但既为君子，必论风骨，“于义也刚”。人们所尊重的，是他们“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为民族大义之正气、抗日救国之正道而持守的凛然正气。“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获释时的当场所题之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诠释着君子正气的内涵。

与毛泽东留下著名“窑洞对”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曾立下“君子家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此训成为他全家秉持的信条。其子黄竞武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任国民党中央银行稽核专员。为了抵制、阻止国民党转移金融资产，他竟被秘密活埋于国民党保密局监狱。

1950年，已经是人民政府副总理的黄炎培把儿子照片置于“君子家训”下，并在空白处写下：“我们每一回走过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你。”

哲学家说：“由于光的存在，世界才能够被领会。”而我想说，由于千千万万如斯君子的存在，人们才感受和领会到世界的美好。

说到君子，王阳明有个简明的定义——“诚意正心。”

阳明心学有一个核心命题，叫“致良知”。大师释道：“致者，至也，知也。”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何况，良知都必须在场，都必须将良知付诸行动；君子的基本判断是知行合一。

明中叶以降，经济贸易发达，江南一带的繁华与奢靡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识，有“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的描述。于是，当时的士大夫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倾动一时。这是一本讲闲情逸趣、论赏玩鉴的书。侃侃所论者，无非是家中收藏摆设怎样才能“古、雅、韵”，一个人吃穿用度如何体现出“韵、才、情”。

一时间，这种“小圈子”情趣被曲解为“君子”格调，流风所及，斯文有辱。

这般行径，如孔子所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君子与小人的冲突往往构成矛盾的主线，由此延伸出另一类人物，就是迎意辄悟、顾盼承迎的“伪君子”，其面目往往比真小人还令人憎恶。

20世纪初，清政府派一位读过不少圣贤书的官员去东京考察，历时108天，并写了一本《扶桑十旬记》。书里文笔固然漂亮，但多是“流连风景，颇会于心”的记载——上野公园内的博览会17次、花街8次……时逢国难当头，国家与百姓挣扎于列强的蹂躏盘剥中，你不去考察外交经济，不关注军国民生，其言其行实在不敢恭维。

常言道：“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它提醒人们，人生有着种种的可能与不可能，自己最有可能决定的，就是如何做人。

没错，你决定怎样做人，是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