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们的最后结局 2018/4/25 来源:国防时报
摘要:1928年12月29日,辽宁沈阳大帅府前的五色旗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新国旗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以五色旗作为国旗的北洋民国从此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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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渝

19281229,辽宁沈阳大帅府前的五色旗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新国旗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同日,奉军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史称“易帜”。以五色旗作为国旗的北洋民国从此走进历史。

段祺瑞“马蹄南去”

民国十五年(1926年)49,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段祺瑞退居天津后,每天吃斋念佛,下围棋打麻将,日子看似清闲,但那颗热衷于政治的心始终未能真正清净下来。

自从下台后,曾经追随段祺瑞的旧部一直在四处运作,为其重新上台铺路。除了北洋旧人,段祺瑞与国民革命军阵营的首领蒋介石也有联系,按辈分算,他是蒋介石的老师。19287月,刚完成北伐的蒋介石就曾在北京饭店与段祺瑞会面,对段亦是毕恭毕敬,以老师称之。

比较有意思的是,段祺瑞在天津竟还和溥仪去拉关系,但这两人都放不下架子,于是相约在溥仪生父载沣家中见面。但这次会见,双方不欢而散,据说是因为溥仪态度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里。段祺瑞十分生气。不久后,溥仪就出逃到东北去当傀儡了,与段祺瑞自然不会再有联系。

伪满建政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对段祺瑞的策反工作也展开,土肥原贤二数次到天津秘会段祺瑞,请他出山组织华北政府,并表示日本会全力支持。对热衷权力与政治的段祺瑞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段祺瑞始终不表态。当时,段祺瑞的老部下王揖唐已暗投日军,三番五次前来试探,也未得到明确答复。

1933119,国民政府的密使钱永铭秘密抵达天津与段祺瑞见面,并面交了蒋介石的亲笔邀请信,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天年。此时日军的动作蒋介石也心知肚明,他深知一旦段祺瑞出山附逆,必然造成华北分离的后果。就这样,段祺瑞终于下决心,离开天津是非之地,南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听闻段祺瑞决定南下,受命劝阻的王揖唐急了,说话也渐渐露骨。但对于王揖唐的劝说,段祺瑞十分不满。待王揖唐再来,便直言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祖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1933121,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携家人离津南下,于122中午抵达南京。当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少将以上军官,着军服至浦口车站欢迎,蒋自己也亲自在下关码头迎接,并于当晚设宴招待。

此后,无论日军与北洋旧部使出何种诱惑,段祺瑞都没有动过北上的念头,在上海度过了晚年余生。

直系军阀沉浮录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华北,由于中国军队在军事上遭遇失败,不得不签订耻辱的《塘沽协定》。此后,日军一方面成功驱逐了华北的国民党势力,一方面在冀东设置特务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到处策动失意政客,密谋效仿炮制伪满政权之方式制造“华北国”。

运作对象中,就有直系军阀大佬曹锟。10年前,曹锟一度登上北洋政府大总统宝座,不久后却因贿选而声名狼藉,北京政变后更是惨遭囚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大军阀在野已久,寓居天津。负责策反曹锟的是土肥原贤二,曾几次派人登门拜访,均遭拒绝。关于此事,还有段传闻,即当时日本人前来拜访,曹锟本想开门迎接,却被他的四夫人刘凤玮拦阻,刘夫人对他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故有观点认为,曹锟晚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夫人刘凤玮有很大关系。

总的来说,日军在策动华北分离的阴谋中,比炮制伪满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搞到最后,虽然炮制了冀东伪政权,但只能请到殷汝耕这样的角色出来主持。

这个殷汝耕成分比较复杂,此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中均任过职,因为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有“日本通”之称,但没想到通着通着就成了“精日”(“精神日本人”的奸臣),投伪附逆,最终在抗战胜利后被处以极刑。

当然,直系军阀中也不乏附逆者,齐燮元就是典型的代表。齐燮元在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等职。曹锟当选总统后,执掌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打了一仗,结果,齐军成功击败卢军。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北京政变爆发,直系首领曹锟被软禁,吴佩孚败逃,齐燮元也被段祺瑞免职。北洋政权覆灭后,齐燮元一度投靠过阎锡山,但很快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在军事与政治生涯上屡屡失败却不甘心的齐燮元,最终上了日本人这艘贼船。

1937年“七七事变”后,齐燮元等公开投日的汉奸大为活跃,争相效力。汪伪政府成立后,又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这样一个巨奸,在抗战胜利后自然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但令人瞠目的是,在审判台上,齐燮元毫无悔意,反而强行狡辩:“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这番话只是徒增笑料,齐燮元于1946年被以汉奸罪处决。

吴佩孚的是非与疑云

生活在日军铁蹄下的北洋军阀中,情况最复杂的当属吴佩孚。

首先,吴佩孚生前名气极大,作为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有儒将之称。1924年,他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并被认为是将来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政治家。

其次,他死后备极哀荣,吴佩孚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为其举行追悼大会,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亲自前往致哀。

最后,后世对其评价颇高,一方面说其个人节操好,另一方面则赞誉其晚年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最后被日本人杀害。

基于以上原因,吴佩孚的形象基本定格。但若仔细考察吴佩孚生前最后几年的作为,又存在种种矛盾和疑云,故而非常复杂。

吴佩孚自北伐战争中被北伐军击溃后,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之机会,但几次计划复出均无果而终,晚年寓居北平,“七七事变”后亦未南渡。吴佩孚没有像段祺瑞那样选择南下,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认输,即使北洋政权早已覆灭,他仍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仇敌。这也正好为日方所利用,使得他与日方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失去了可以断然实施正规作战的余力,对非军事手段的期待开始高涨。当时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组织的汉奸傀儡政权)两个伪政权已显颓势,日方希望能起用更有声望、有势力的政治家作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政府首脑,具体工作还是由老特务土肥原贤二负责。

土肥原锁定了两个目标,一位是唐绍仪,另一位则是吴佩孚。不久,唐绍仪被军统特工暗杀,土肥原的行动目标就集中到吴佩孚的身上。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按照日本陆军的构想,他们希望将来的新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政治,吴佩孚指挥军事,但要实现这一构想并不容易。

被土肥原指派与吴佩孚交涉的是日军少将大迫通贞,接触中,吴佩孚也并非“断然拒绝”,而是一再提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其中就包括亲自练兵,以及日军退出“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九省的要求。这自然与日方的设想相矛盾,而且从结果看来,双方未谈拢,倒像是日本人被吴佩孚愚弄了一番。

1939124,吴佩孚在北平病逝。关于吴佩孚之死,当时重庆方面的媒体说是被日本人所害,原因是吴佩孚“断然拒绝”与日方合作。这个说法长期成为定论,但至今还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吴佩孚确为日方杀害。  (据《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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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责任编辑:张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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